我自离开学校就再也没回去过。不是因为懒，而是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回到北京。回京之后又到电视台工作，成天出外采访，一来二去直到退休。本来也不是完全找不到时间去，有几次走到北洼路竟找不到进学校的路，想想原来的老师都退了，到学校去找谁呢，说些什么呢，和谁去说呢？想到这里也就算了。一直到今天都没回过母校。

    母校留给我的记忆还是深刻的，在这里我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一个到团兵的知青，八年后又到四川上大学毕业后当过老师、报社记者、电视台编导，直到退休后，还在干着爬格子的工作。最后一个职业习惯则来自母校。

    我能考上母校也是一个至今都难以破解的谜，这是我做梦梦到的，做这个梦的时候我从来未到过母校京工附中，甚至没听过这个学校的名字，我家住在东郊管庄，距母校相隔80余华里，可我竟然做梦梦到她，而且梦到的情景和当时学校一样：沿着一条条大沟似的路，走进几排灰色二层小楼，教研室都是平房。我当时有些迷信梦中之兆，果然我考中了！

    到母校报到时，我惊奇了，竟然我和梦中的情景一样，而且在这里还找到我以为永远看不到的小学同学，我一直暗恋着一位女同学蒋君湘。（她母亲就是马路对面的化工学校的校长）蒋君湘是在兵团受迫害回京的，听说还在母校当过一段代课教师，后来因户口落不上到了武汉，以后就不知到哪儿了，留下久久的遗憾。当时她在三（六）班，功能特好，外号叫“第一瘦”。

    第二块记忆残片是我的写作爱好。本来“京工附中”是理工科著名的，正如现在的新校名“北京理工大学附中”。过去京工是国防保密大学，能考入“京工”是很不错的事，可我为什么喜欢文科呢？源于一次学校组织的文艺汇演，我在几何课上信手写了一首六言句的政治讽刺诗和一个对口词，双双获奖，在校一举成名。后来受聘于校学生会的文艺宣传组，这个节目还成为保留节目，每当新同学入学时，我都要登台表演一次，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到了兵团我便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写手兼宣传队长，每逢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便要编出一组节目来，也正因如此，我考上了大学学的也是汉语言文学。当了一辈子写字匠。

    记忆残片之三。这件事也有些戏剧性。我当时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十分贪玩，上了高中还时常旷课去玩。（请病假）。记不清那一年了，紫竹院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案犯据说也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我这么高的个头。我便成了疑犯之一。学校配合警方对我进行全面调查，我当时不知此事，以为报个假病假又算什么，怎么这么兴师动众的调查我？直到文革时老师才告诉我事情真象。我暗自庆幸的是当时我处处都是在调查人员的前边，没有破绽。

    我们学校当时有两个值得骄傲的地方，一是革命老区搬来的，有光荣革命传统；二是考入京工的附中便很希望考入“京工”，这是很多人向往的事。可我当时受班主任朱成甲的影响想当邢燕子之类的模范，动机是想出名。朱成甲老师用普列汉诺夫的成长启发我们当时有很多学生为了显示艰苦朴素把新衣服在墙上蹭，新自行车向墙上撞，我校的革军革干子弟至少占50%以上，所以闹红卫兵时我校是最早的发起单位之一。“联动”时“常委”就占了四个“三平一钢”名传全国。当时都自以为是最最革命的……

    四十四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忘记了，没有忘记的事也许也是不值得一提的琐事，甚至当代的学弟学妹们根本不理解，但令我不能忘记的是这个学校教会了“一个人要有理想、有抱负要敢于超越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多做一点事。虽然我还没做到，但这个理想至今未泯灭。不只为自己活一生。如果寻找一个词来概括，我想母校告诉了我什么是崇高，这是我一生都在攀爬的目标，我希望我的学弟学妹们要不时地仰望星空，不要在物欲中窒息，不要相信小沈阳的话，用钱来概括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