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的现实存在

　　其实，比高校能否录取钱锺书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钱锺书这样的人才能否出现。

　　正是看到高考对基础教育的影响，前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才感喟：“高考不改，教无宁日，学无宁日。”

　　这也是文东茅非常重视的问题之一。“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真正有特别突出特长的学生很少。因为课程压力那么大，考试那么多，高考指挥棒的影响那么强，要想考出不错的成绩必须各科成绩都比较好。”

　　刘灏天说，“每一个备战过高考的学生都知道高考看的是总分，而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每一科都做到特别出众很困难，只是某一科特别出众又不能有一个理想的高考成绩，所以很无奈。”

　　这些担心和无奈都与一个词密切相关，即片面追求升学率（“片追”）。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说：“从1952年统考到现在50多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以前，第二个阶段是恢复高考到现在，其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高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只有一件事一脉相承，就是‘片追’。”

　　从1963年教育部提出“片追”，到1981年教育部提出克服“片追”的十项规定，再到1993年提出克服“应试教育”，这些不同年份的不同提法，从一个侧面说明，“片追”不但未能克服，反而升格到应试教育。这就使得大多数学校只顾应付考试课程，频繁补课和模考，却忽视了学生的德育和体育。学生的个性和特长也多被视为“不务正业”，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合力压制。

　　在学校“紧锣密鼓搞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在学生、家长和老师大多因高考指挥棒叫苦不迭之时，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99年召开。会议的两点决定至关重要：一是要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是对教育工作方向的明确；二是决定自当年“扩招”。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认为，虽然扩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希望通过扩招减轻高考的竞争强度，从而营造一个更宽松的环境，使中小学实施好素质教育。

　　1999年，在这个被视作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启动之年，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广东率先开始实施“3+X”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改革。“3+X”改革在2001年扩大到18个省市，2002年即在全国范围推行。这项改革和后来的高考分省命题改革，都使传统的统一考试走向多元化。

　　当然，这种情境下的高考还是难以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子，因为其侧重点还是改高考的内容，而不是改高考的体制。

　　此外，文东茅认为，“即便学生有特长，比如全国作文竞赛一等奖、计算机创新一等奖等，但仅凭这些条件还不足以说明他就能上北大、清华，即便这样的学生进来了，在目前的高校培养体制下，他们学习大学课程也会很困难，所以还是要考文化课。”

　　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郑方贤也说，报名参加今年复旦面试的同学，首先需要通过涵盖高中10门左右课程的申请测试，学校对申请者的希望是：“对高中课程的掌握是全面的，并且要比较好。”

　　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

　　既然文化课不可不考，高考改革也不能不做，那么如何在二者中寻找平衡，特别是自主招生这样的改革尝试，如何顶住公众对其公平性的质疑，扎扎实实推进，显得非常重要。

　　文东茅说，北京大学等推行的自主招生，名额只占录取人数的5%，但却耗费了学校巨大的人力、财力，学生成本、社会成本也非常高。所以试点自主招生的这几年，也有学校想打退堂鼓。

　　刘灏天清楚记得，清华提供给参加冬令营学生的招待所，对外收费是298元/天，对考生和考生家长则分别为50元/天和100元/天；而他面试后在招待所收看校内新闻时偶然发现，面试他的教师中，其中一位就是当时的清华党委书记。这些细节，以及整体过程的井井有条，都让他觉得学校“是花了很高的成本，是在很认真地做这件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路雄认为，高校如此大费周章，在于实现高校自主招生是高考改革的方向之一。文东茅也把选出多样化的人才、甚至是根据学生的特点举办考试作为高考改革的一个方向。

　　而高校自主招生，依赖于高校招生自主权的真正落实。张路雄认为，高校招生自主权在法律规定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具体而言，高校的招生自主权面临三个制约因素：拨款制度的限制，学校内部没有形成健全的民主管理体制，以及社会监督机制还不完善。

　　所谓拨款制度限制，指公办高校基本实行生均拨款制度，这是公办高校的主要经费来源，因此高校希望多招生，但财政经费总额有限，所以政府必须要对招生人数按计划限制。

　　他特别强调学校内部没有形成健全的民主管理体制对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影响。“现在人们对自主招生普遍有担心，害怕最终变成有钱有权者的子女去上大学。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没有民主的管理制度就难以杜绝滥用职权，也就难以杜绝腐败。”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则认为，在长期缺乏自主和自律的情况下，高校很有可能发生招生腐败。但他同时强调，在改革的过程中，造成某种后果和付出某种代价都是必须的。逐渐地，它自然会产生一个自我修复和自我保护的机制。“我们刚刚开始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假货泛滥，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一步步完善，假货自然就少了。恢复高校自主权和腐败的增加必然是一个共生的过程。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建立一种能够趋利避害的制度。放权和制度建设应该是一个共生的过程。”

　　针对社会对改革尝试怀有负面猜测，文东茅一方面觉得这很容易理解，“北大清华也好、复旦交大也罢，他们都不是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他们的任何一个行动都要和其他的社会行为联系起来。既然社会上有那么多不正之风，人们怎么会单纯地认为高校就是一方净土？更何况，在以往的高校招生中，也确实出现了找关系、递条子等情况。”

　　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忧虑：“人们如果对高校没有信心，高考改革就无法向前推进，那可能就要回到最初的形式上的公平，整个社会就要为此付出巨大牺牲，这对社会进步、对真正选拔出多种多样的人才是非常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