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最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我在家里已经闭门不出有两周时间了。两周来，读书、审读学生的论文、写点东西、看看疫情动态，有时也干点家务成了这段时间生活的常态。想想近几年来，由于本人教学科研及单位工作极其繁忙，很少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整块时间，现在防控疫情的特殊条件下居然空出了一大块时间，正是学习好时光。

2月2日（农历正月初九），严校长在校园网上发出了“治学大家谈”的倡议，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倡议。但自己总觉得才疏学浅，不够资格谈治学，所以也没想着写点东西。前天，严校长通过邮件发出约稿函，希望我也写点体会，这下不好推辞了，恭敬不如从命，治学虽谈不上，谈谈自己学习之路与师生交流还是可以的。

说到治学大家谈，使我想起在大学直到工作之初曾经读过的一本书，这本书对我走上学术之路具有重要意义，在工作之初的一段时间我还经常翻阅。该书是由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共四辑），书中收录了116名建国以来在中国大陆的著名社会科学家撰写的学术自传，我读的最多的是史学家自传，如金景芳、戴逸、顾颉刚、赵俪生等先生的治学经验，这些先生的自传语言朴实、感情真挚、事例鲜活，是各位学术大师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的写照，读后给我以很大的启迪，至今让我回味无穷。在这里，我想顺便把这套书推荐给我们的大学生和青年老师。

（二）

一个人所经历的道路总是受到他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前辈的影响的。自1987年留校工作以来，我长期在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当时称马列教研部）从事教学工作，如果加上1983-1987年在兰大历史系读书，我在兰大的学习工作已近37年时间，30多年来在教学第一线从教，按部就班的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我从事的研究和所写的东西都是与教学任务有关的。刚刚留校时我教学的课程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了两个班次后，由于课程的调整开始从事《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教学工作，在继续从事公共课教学的基础上，1990年我为本系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开设《政治学概论》课程。1992年十四大后，马基专业后加了括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同时招收市场营销专业，《政治学概论》停开。直到1998年，由于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停招，市场营销专业划归经济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科学系（马列教研部）改名国际政治系（马列教研部），我继续开始《政治学概论》的教学，直到今天我仍然为本科生讲授《政治学概论》。在1990年代的一段时间，我客串讲授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同时为了生计，我在校外主讲了8年《政治经济学》，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奠定了我的经济学基础。进入新世纪，国际政治系本科专业发展成为政治与行政学、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三个专业，我承担的课程又增加了《当代国际关系史》、《新中国外交史》，后来因需要又开设《国际政治概论》。2000年我晋升为副教授，同年为全校研究生开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001年学院取得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点，2002年我开始为硕士生讲授《政治学理论专题研究》、《新中国外交专题研究》。2006年学院博士点申请成功，2008年后我为博士生主讲过《政治学专题》、《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专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等课程，同时承担博士生思政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两个专题的教学工作。

另外，在我的教学工作中，有一项很早就从事的工作，即党的理论、路线、政策的宣讲。1993年，在当时马科系副主任黄济福教授带领下，我们在兰州市国有企业进行理论宣讲，因我写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所以我当时承担的宣讲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讲的题目是中国外交的问题。党的十五大后，我成为甘肃省理论宣讲团成员，此后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后，省委宣传部都要组织宣讲。由于长期参加宣讲工作，奠定了我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系统掌握。同时这项活动练就了我讲大报告的能力。

显然，我的教学经历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变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工作环境造就的我的教学经历。与本硕或本硕博一口气读完的科班出身的老师不同，我是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的，这决定了我的科研经历不可能相对固定在某一个领域，只有在先辈们的带动和指导下，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思考。所以，我的科研成果与教学是紧密相随的。这里先简单梳理一下我的研究成果，刚刚起步的研究是在先辈的带领之下进行的。1988年参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政治学》一书，承担“政治舆论”一章的写作；1990年参编甘肃省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协作组编写的《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研究》，承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四个问题的写作；1992年参编黄济福教授主编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一书，承担“中国外交”章节的编写。刚参加工作我就在学院先辈的带领下写一些小文章，从1993年后自己开始写作学术文章，至今发表60余篇论文，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这些文章的篇目。1996年与历史系王起亮教授共同主编《世界近代史（1871-1917）》下卷，我完成14万字的编写，世界史的编写奠定了我的国际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学科基础；1997年历史系王劲教授邀我参加“当代中国与世界”教学课题的研究工作，在三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我们主编了《当代中国与世界》教科书，我完成国际格局与中国外交部分14万字的写作任务；从2000年开始，兰州大学出版社组织编辑系列年报丛书，我一直承担《世界经济政治年报》的主编工作，先后出版8本年报丛书；2006年，在长期从事政治学教学的基础上，我与王学俭教授共同主编《政治学原理新编》，作为姊妹篇，本人同时完成《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概论》的编写，这两本书先后出版两版，在兰大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教学中发挥了作用。随着教学与研究经历的不断累积，此后我出版了自己的专著三部，主编丛书两套，承担了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也相应地获得了各种类型的奖励和荣誉，此不再一一列出。

（三）

30多年来，我走过的是一条看似平坦，但实际上是艰辛探索的道路。在教学科研道路上我一直思考将自己的知识基础与学校教学的实际结合起来，在教与研的历练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教学水平和素养。表面看来，我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跨度很大，讲授的课程门数众多，编写的教科书种类繁杂，历史学的本科、民族学的博士、政治学的博士后，政治学、国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有人会问，你到底是什么专业？今天恰好借用这个“治学大家谈”平台，梳理一下自己的教学科研之路。

梳理30多年我从事教学科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列教研部）的历练、我本科历史学的学习以及先贤们的指导为我铺就了学术之路。具体说来，30年中我是循着以下路径走过来的。

第一条是从对苏联史的兴趣到工作之后从事国际共运史再到国际关系史的学习路径。中学给我讲历史的老师是解放前国立兰州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受他的影响培养了我对历史学的兴趣，1983年考大学时我报的所有志愿都是历史学，非常幸运，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当时兰州大学历史系苏联史非常强，在国内据说是苏联史研究的中心之一。我对苏联史的兴趣是受到历史系侯尚智教授主讲的“苏联史专题”影响的。此后，我读了大量的苏联历史书籍，包括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并且做了大量的笔记，到目前这些笔记仍然保留。出于兴趣，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苏联经济学家“乌兹涅辛斯基的经济思想”，这篇文章前年学校档案馆曾在校图书馆进行过展览。虽然1987年考苏联史研究生时因外语差2分而失之交臂，但在大学我就打下了较好的苏联史基础，毕业后我留在兰州大学马列教研部共运史教研室工作，讲授《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通过这门课我进一步打好了苏联史基础，因为苏联史是国际共运史的基础。其后因课程改革，我开始讲授《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这门课是当代共运史的扩展。我的第一篇有些考证色彩的学术论文“寇松线质疑”（发表于《兰州大学学报》）就是我在教学过程中积累完成的。1996年我与王起亮老师主编《世界近代史》，我写的内容是巴黎公社及帝国主义的部分，因此对列宁帝国主义论和巴黎公社有了深入了解。2001年，我回炉历史系读博士，师从王希隆教授，我选择的研究方向是中亚五国民族关系，原因是中亚是前苏联的一部分。2005年我进中央党校做博士后研究，所选研究方向是苏联政治经济体制70年，这个题目是苏联史与政治学的结合。2007年我以全优的评价从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后出站。遗憾的是，我博士后出站已经十多年了，一直想把出站报告丰富完善后出版，资料补充整理工作也没有中断，但总以工作忙的借口至今还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希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完成这项工作。这一条学习路径使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后来为研究生开设《科学社会主义主义理论与实践》时得心应手，该课程得到当时研究生的高度评价。

第二条路径是从政治学理论到国际政治再到中国外交的研究，贯穿其中的是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一般意义上讲，政治学既是理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历史的学习给了我进入学术的钥匙。刚参加工作时，本人就参编了十五院校编写的《现代政治学》一书，北京大学赵宝煦先生为该书作序，在此后的工作中我长期从事政治学的教学研究，在长期教学的基础上主编了《政治学原理新编》、《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概论》、《为政治政》等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部分也与政治学相关，从而奠定了自己在政治学理论方面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最开始是政治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我的政治学研究也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在这方面，曾经是复旦大学教授的王沪宁主编的《政治学概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对我学习有很大的启发。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加上曾经《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经历，对我奠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起了很大的作用。进入新世纪，随着学院政治学和国际政治专业的建设，本人在政治学、国际关系史、世界史结合的国际政治领域做了大量的努力，我的国际政治研究一开始就坚持一个立场，即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在此基础上，我先后完成《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外交部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战略》、《中国方案》等著作及大量学术论文的写作。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学习训练了我的理论思维和国际视野，使我能够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历史、国际关系的历史联系起来，这反过来提升了我从事理论教学的视野。

第三条路径是因长期的高校教学和研究工作，后又从教研室主任到主管教学再到负责学院工作，引发我对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思考。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建设得到大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本人参与和负责学院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参与和主持学院本硕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以及学科建设、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这期间，我用力最多的是政治学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再后来，因职责所在，我用心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恢复重建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通过这项工作，形成了以下认识：学科建设是学院发展的基础和平台，队伍建设是提升学院办学水平的关键，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是提升教学水平的前提，人才培养是学院发展的主线，科学的管理是提升学院办学水平的保障，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是学院发展的精神动力。近年来学院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因此，我把大量的精力与时间主要用在了学院发展。

（四）

回顾30多年来我在兰州大学的学习工作历程，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我问心无愧！我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并在大学这个广阔的舞台上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我不敢有一丝的懈怠。本人生来愚钝，只能用自己的笨办法学习工作，30多年来，在一点一滴的累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教学科研和教书育人的路子。是兰州大学给了我广阔的舞台，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引领我前行，在这个大舞台上我积累了知识，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最后结合自己的学习之路，谈点工作体会，有些是自己性格使然，有些是长期工作形成的习惯，不一定正确，仅供大家参考。

一是忠诚老实，对自己从事职业的忠诚伴随我的大学工作全过程。30多年来，我一直将其奉为工作的准则，所以我的教学与研究一直是循着学院的变迁发展而走下来的。我在兰大工作之初，也有各种选择，有过经商的选择、有过从政的机会，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有过“下海热”，我也尝试过，在中央党校博士后进站工作时，有机会进入政界，也有人动员。但是我最终还是在教学这一条道走下来了，而且准备要走到底。

二是认真做事，要善始善终。《隆中对》里有一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讲的就是做人做事。大学毕业时，侯尚智老师给我的留言是“在人生的征程上绝对没有‘终点’，永远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走下去……”。做学术研究实际上就是从小事做起，哪有一开始就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的。从最开始的查资料、做辅助或者打下手，这些基础性工作，看是小事，但认真做了就是收获。

三是习惯养成。人的习惯养成很重要，好的习惯终身受益，坏的习惯酿成灾难。我自大学以来就认真做笔记，教师讲课笔记我记得很认真，每到期末考试，班里有些同学就来借我的笔记复习，还有就是自己的读书笔记，工作后的工作笔记，成为教师后，要写讲义，这也是笔记，工作以来我讲过十多门课，初讲都写讲义，现在我家里手写的讲义就有几十大本，一直保留着。记了几十年笔记，习惯成自然。我发现，记笔记可以练字，可以思考、梳理思绪，可以增强记忆，总之，好处多多。

四是积极的人生。美国卡耐基写过一本书《积极人生智慧锦囊》写的就是人生态度，大学毕业时我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是“认真对待你生活工作中遇到的人和事”，最近经常听到人们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讲的都是积极的人生态度。积极对待生活，我们就会遇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最后，以我在《兰州大学报》接受采访时的一段文字作为结语：“我们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要喜欢这个职业。讲爱岗敬业，这四个字非常简单，但往往非常通俗的道理做起来非常难，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职业自信，要知道我们兰州大学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我们教优秀的学生出来对社会做贡献，是非常光荣的事。所以，老师们以自信的态度、以循循善诱的方式来培养一代代学子，教会他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等学生走向社会、走向成熟以后，就会发现在学校受到的教育是受益终身的。”

（作者简介：张新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院长。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政治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委理论宣讲团主要成员。）